日前，媒体调查31个省市区人大官网发现，全国尚无一个公开了人大代表的手机联系方式，很多省份的人大官网互动板块欠缺，或活跃度低，“有名无实”现象较为普遍。调查显示，很多地方人大代表仍然以调研、视察、走访等集体式的履职方式为主，民众通过电话、电子邮件等方式直接找人大代表并得到回应的方式并不畅通。

　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，制度确定了全国人大在政治框架中的至高地位，人大代表代表人民，履职过程中倾听、反映底层诉求与建议，既是法律赋予的重要职责，也是普通民众对他们的期待。无论是顶层的制度设置，还是人大代表个人的作为，都须以推动和实现此目标为己任。在通讯尚不发达的时期，多采取调研、视察、走访等履职方式，显然有其现实考虑，时代在变化，在这个通讯越来越便捷，沟通方式日渐多样化的时代，人大代表若要尽心履职，务必要做出相应的调整。

　　一项调查显示，75.9%的受访者不知道自己工作、居住地的全国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的联系方式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，一方面在于各地人大常委会未重视这种“点对点”的沟通方式，另外更重要的或在于，当前人大代表公布联系方式还未成为制度化规定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》规定人大代表要“采取多种方式经常听取人民群众对代表履职的意见”，但对于“听取意见”行为并无具体的程序要求。一定程度上说，人大代表与民众的互动，多取决于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安排以及人大代表个人的作为，人大代表与民众直接对话则缺乏制度鼓励。

　　在制度渠道沟通不畅的情况下，普通民众与人大代表的交流，就只能依赖后者的积极作为。近年来，有的人大代表积极向民众提供个人联系方式，如律师迟夙生从1998年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以来，就开始在多个场合公开自己的办公地点、邮箱和电话。受惠于这种开放的沟通姿态，其履职备受媒体关注，所提的议案也一再成为舆论焦点。然而，这种带着浓厚“出头鸟”意味的积极作为，毕竟未能成为普遍现象，其开风气之先往往给人以高调的印象，当事人也难免因此承受压力。民间对他们政治命运的关注往往也超过其他“代言人”，甚至他们落选也因此受到过度解读。就此不难看出，靠责任感主动实现“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”，显然难以持续。一种可行的路径或应是从个人的自觉行为向制度化的要求转变。

　　这正代表了多数普通民众的呼声。在另外一项5097人参与的题为“你期待代表委员主动公开联系方式吗”的调查中，结果显示，91.2%的人希望全国人大代表公布联系方式能成为制度化规定。事实上，这样的民众意愿不仅表现为抽象的数据，即使在人大代表“潜水”的今天，我们仍然看到，民众通过各地方人大网站中有限的互动板块，向人大代表反映诉求，而全国“两会”期间，无论是普通网友还是社会知名人士，都在网络上发出“寻找人大代表”的呼吁。越来越多的民众试图通过制度渠道表达意见，这是当下中国社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。尽管有人大代表担心因为公开联系方式而受到骚扰，但考虑到现有的制度设置中，此群体被赋予重任，是重要的沟通桥梁，他们从幕后走向台前理应受到制度鼓励。

　　必须指出的是，强调公开人大代表联系方式，促成其与民众“点对点”的沟通，不仅着眼于社会通讯环境改变的现实，还出于“工具理性”的考虑。诸如调研、视察、走访等集体式的履职方式，尽管在过去发挥了一定作用，但不容回避的是，这种履职方式具有浓厚的仪式感，且难以做到常态化，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。十八大报告提及“在人大设立代表联络机构，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”。强化沟通，并诉诸制度化努力，恰如有学者所言，“当前法律中‘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’的规定更多是一种‘政治性的宣誓’，而不是法律制度的设计。”人大代表在今日中国日常政治生活中发挥应有之作用，迫切需要制度指引。

(原标题：[社论]公开人大代表联系方式应成制度要求)